額頭有字，心裡無文？讀《聖經與修辭學》

近期香港歌手陳建安有一首歌叫《額頭有字》，講述命中註定。這使我聯想起申命記六章6至9節：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 ，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，無論你坐在家裡，行在路上，躺下，起來，都要談論。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，戴在額上為經文。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，並你的城門上。」作為一個基督徒，努力明白並實踐聖經真理是理所當然的，但現實往往事與願違。十多年前我在一間機構負責推廣聖經（我那時候才驚覺聖經也要推廣），一位牧者真誠地跟我說：「你推廣的那個聖經譯本和版本都很好，但問題是，我想請教你，弟兄姊妹不愛讀聖經，可以怎樣做？」我一時語塞，然後替那位牧者感到難過，作為一位教牧，面對聽道聽得耳朵發沉，讀經讀得軟弱無力的信徒，真的百思不解，一籌莫展。

這麼多年來，我一直觀察和思考這個現象，情況似乎越來越嚴重，最近跟牧者閒談，他告訴我，已經有不少信徒連舊約經卷也不認識，只知道有福音書，使我大吃一驚，心想是否真的要多出版跟舊約有關的書呢？我知道有不少信徒都覺得聖經譯本，尤其是和合本的中文翻譯，很多地方都甚詰屈聱牙，既不好閱讀，更不好明白。有些人會認為現代中文譯本的翻譯平易近人得多，但另一邊廂亦有很多信徒覺得和合本的譯文雖不盡精確貼近原文，但味道古雅，而且亦讀慣了，因此比較不易接受閱讀其他譯本。無論如何，聖經經文是永恆的，而譯本是時代性的，就算屬同一時代，亦需要因時制宜，語言文字本身就反映這種時代性，因此從事文字事工的同道，不論是作者、編者、譯者、出版人、推廣人員，甚至是營銷人員，都更需要在文字上下功夫，因為我相信思考不能脫離語言文字，而真理是需要以思考來明白和領受的。

或許有很多人早就知道以上的提及的問題，偏偏在基督教出版史裡，有關提高信徒（包括從事出版的專業同道，以及學者、牧長以至信徒領袖）的語文水平的著作寥寥無幾。我多年前不知怎樣獲得一本由劉凌翼教授撰寫的《聖經與修辭學》，那個版本是福音文宣社在1980年出版的第三版，初版是在1966年由宣道書局出版的。劉凌翼就是禧福協會會長劉達芳博士的父親。我第一次認識劉凌翼的名字是讀他所寫的《宋尚節傳》。這本書吸引我的地方，除了它是專述聖經修辭學外（全書正文共24章，分述24種修辭），還有三點：一、本書邀得羅香林教授撰序。羅香林是誰呢？他是香港大學永遠名譽教授，客家學的創始人，跟饒宗頤、勞思光、陳湛泉等教授屬同期學者，我大學時期受教於洪肇平、何乃文等老師的老師就是陳湛泉。這些教授的語文水平都很高，不論古文或現代中文都有很高的造詣。維基百科記述羅教授是基督徒，讀他為劉教授寫的序裡，也認為他是位愛讀聖經的信徒；二、羅教授這篇序在本書中是有兩個版本，先有文言文版本，後有白話文的譯本，大抵羅教授原本以文言撰序，之後再補上白話文的，恐防許多信徒看不明白；三、本書有「凡例」部份。我相信現在很多讀者都不知道甚麼是「凡例」，這大概相當於本書的「使用說明」。

本書除正文外，還有「附錄」，收錄了幾篇文章，其中一篇〈談文字聖工〉頗有趣，裡面談及佛經能在使用華語的群體中廣泛流傳，得力於玄裝和義淨兩位僧人，他們不僅遠赴他方取經，而且均有深厚的國學根基，行文了得，因此在翻譯佛經時能讓國人容易明白佛學精萃；另外，「變文」亦有助傳播佛學思想。甚麼叫「變文」？簡單來說就是改編，以適切時人日常用語和使用習慣來編寫故事，使人既容易理解高深的哲理，又被寫得動聽的故事所吸引，越來越喜歡讀那些跟佛學有關的故事。

至於基督教呢，當然也有兩位。文章記述他們是英國傳教士李修善（David Hill）和刻字工人梁發。李修善在中國傳教時，帶領一位叫席子直的中國學者脫離毒癮，歸信基督，用的方法就是請席子直以聖經為本教他中文。席子直因愛上讀聖經，歸信基督後發誓不再被魔鬼操控，故改名為席勝魔。可惜的是，那個時候大部份的中國知識份子都恥於為外國人服務，我以為這是聖經真理未能以中國文學之姿發揚光大的其中一個原因，而基督教在香港的發展更偏重於知識性的，而輕忽文學性的培育。

自我信主後對香港基督教的認知，突破創辦人蘇恩佩已經是較重文藝氣質的基督徒，而注重基督教中文的，印象中好像還有《時代論壇》前社長李錦鴻、文藝前總編輯吳思源等等。近年容靈先生亦致力從事基督教文學。我的一位舊同工姚志華先生在十年前出版一本叫《求正話是：教會中文趣談與辨正》的書，裡面亦有一部份談及聖經修辭，頗有趣味的，建議牧者長執買一本來看看，相信對大家提升中文水平有幫助。